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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永信大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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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往何处去
这是我几年来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早些时候我在翻读净慧法师1993年主编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时,其中有篇文章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写的,说到该所曾写过《中国佛教往何处去》。我很想找来看看,但在少林寺找不到。我突然想到,这事情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象这样重要的文章,连我都一时找不到,绝大多数的四众就更不必说了。有人也许会说,这类文章属于学术,属于决策者的事情,普通四众不必知道。但我认为,佛教不是学术,它是一切众生如何做人的普通真理。他们能够接受这个真理,也乐意接受这个真理。我们把佛陀发现的人生真理,真正地交到一切众生的手里,对他们的人生确实有所帮助,我们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否则,我们天天讲普渡众生,而实际上一辈子也渡不了几个,甚至都渡不了一个,那么我们也就空有一颗慈悲心而已。


个人看法

  佛教往何处去?答案很简单:佛教往一切众生中去,即我们天天讲的普渡众生。现在我想把这个问题换成另一个问题:佛教自身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对目前佛教自身的情况,分如下三点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一、真理变成了文物

  我每次进出山门,看到门前立着的那块“少林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牌子,心里就犯嘀咕:佛教是不是也成了重点保护文物了?!如果事实上真是这样,那就是佛教的悲剧。对此要有足够的清醒。比如,保存着佛教正法的《大藏经》正在文物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藏经》已越来越难以被人读懂。《三藏》刚结集时,应该都是当地当时通俗易懂的东西,否则就有违普渡众生的精神,也有违佛陀住世49年传道事迹。有条船自称是渡人的,而船变得连人都爬不上去,这条船怎么渡人呢?我们现学习《大藏经》有着三重困难:印度佛经刚进入中国时,肯定是梵文书写的,但当时离梵文版佛经结集时已有好长时间,相对于当时,梵文版佛经的梵文是古梵文还是当时通行梵文?此其一。其二,梵文翻译成当时汉文,直到形成汉文《大藏经》,历时几百年,更不是成于一人之手。其三,当时通俗易懂的汉文,到了今天又变成了不容易懂的文言文了。由于这三重困难,就把我们与佛陀要交给我们的真理隔得远了。这三重困难,就象三层锈,正在使佛陀要交给我们的真理慢慢变成了文物。我们有时在文物商店或博物馆里看到远古的青铜器,结着一层又一层翡翠色的铜锈,显得古朴庄重,非常好看,但是我们已很难知道古人是怎么使用这些青铜器,以及这些青铜器给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要想知道青铜器的本来面目和作用,那就首先消解掉青铜器表面的锈层,了解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使用青铜器者的日常生活情况。同样道理,我们要想真正能够摸到佛陀交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也要做上述的工作。所以,我们切不要让《大藏经》变成“重点保护文物”,变成国宝。变成“重点保护文物”,变成国宝,对于负着把佛陀真理运到我们手中这一重任的《大藏经》来说,决不是好事;对于宣扬佛教真理的最重要场所——寺院来说,同样不是好事。“重点保护”意味着需要保护,变成国宝,意味着越来越少,就象命运令世人关注的可爱的大熊猫一样。我们佛教的使命是保护世界,保护人类,佛教需要更加弘扬光大。寺门前的那块“重点保护文物单位”牌子,对我们来说是警告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门口,现在就没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类牌子。所以,在寺门口立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而佛教尚未被宣告为“重点保护”之前,我们要加倍努力,振兴佛教,把佛陀交到我们手里的真理,化做春雨,滋育人间大地。

  如何才能真正地把佛教真理接到手里呢?除了读诵经书之外,我认为寺院佛事中,也蕴藏着佛陀所传的真理。但对于佛事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现在做的与现代生活反差很大的佛事活动,如祈福法全之类,应该是佛陀生活时代的日常生活,就象现在开个什么大会,或者运动会的开幕式一样。佛陀生活的时代,相当于孔子生活的时代,相对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科学时代,可以称作巫术时代。那么,毫无疑问,现在做的佛事里边,包含着很多的巫术成份。当然,我没有说现在科学就好,巫术就不好,实际上,巫术就是巫术时代的科学,科学就是科学时代的巫术。但是,巫术也好,科学也好,尽管与佛陀发现的真理都有关系,但都不是同一事。通过科学能够发现人生真理,通过巫术也能够发现人生真理。佛陀就是通过巫术发现人生真理。巫术也是技术,苦行、禅定、点香拜佛,都是巫术。巫术也曾取得过巨大成就。我们都知道古代有一本书叫《黄帝内经》,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本人体说明收,比现代科学技术说明书还完整,说实在的,现代科学还没有一本技术说明书与《黄帝内经》相当。我认为,《黄帝内经》就是通过巫术认识人体的成果。至于巫术为什么渐渐衰落了,科学为什么越来越发达,因为这些问题与佛陀发现的真理没有直接关系,这里就不谈了。我在这里只想说明一点,寺院佛事活动,经过几千年保存下来了,仍然是认识佛陀理真理的一个主要途径。科学时代的人一时理解不了它是一回事,而它作为事实曾经发生过作用,而现在仍在发生作用又是一回事。所以我希望大家,是佛门四众,应该认真对待佛事。

  发现佛陀真理的另一条途径,那就是禅宗的路子。禅宗的祖庭就是我们少林寺。禅宗讲“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当下成佛”,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从自己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佛陀的真理。佛陀住世时,不念经,也不拜佛,因为无经可念,无佛可拜。佛陀就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人生真理的。所以,也可以说,禅宗就是直接学佛陀本人的,而佛教的其它宗派,则是学佛陀弟子的。我说这话并没有禅宗比其它宗派更高明的意思,而只是说明禅宗与其它宗派的区别。只要能发现佛陀的真理,任何宗派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只要对路了,任何宗派都能发现佛陀真理。我们现在尊达摩为禅宗祖师,实际上,禅宗的真正祖师是佛陀本人。我们之所以尊达摩为禅宗祖师,主要是因为在来中国的印度高僧中,达摩第一个在少林寺向人们展示了佛陀活生生的风范。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直截了当认识佛陀真理的道路,并由一字不识的六祖体证了的。我个觉得,在整个佛教史上,禅宗为传承佛陀的真理确实作出了很大贡献,使佛陀的真理,仍然保持着一种新鲜活脱的状态。但另一方面,由于禅宗法只是比较适合于根性较好的人,这对于弘扬佛陀真理亦有很大的限制,它能较好地把佛陀真理传承下来,却很难扩展出去。所以,自达摩祖师在我国开宗以来,禅宗主要地流行于上层知识分子中间,虽然也出现六祖慧能的奇迹。当禅宗与我国古代文人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倾向,也可是流弊吧。禅宗法门的重要特征是“不立文字”,但是,我国历代佛教典籍数禅宗最多。每个学禅的文人,都能留下一点学禅文字,似乎很热闹,其实并没有印象中的热闹。并且很多文人,沉迷于禅趣机锋中,禅宗的“不立文字”,反而成了他们的文字游戏,故有“文字禅”、“口头禅”、“野狐禅”等等。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文人读书是为了做官的,他们对禅宗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把禅宗法门沦为他们官余消遣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学禅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生活趣味,并不化度他人,更不要说化度穷人了。这就是我上面说的不健康倾向。但是,我认为,随着整个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禅宗将会兴旺发达。禅宗前途与教育有很大关系,西方国家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对我们禅宗情有独钟,原因就在这里。在这里,我也顺便指出,禅宗的“不立文字”,带来一种消极影响,就是反教育倾向。禅宗讲“明心见性”,“当下成佛”,表面上直接了当,效率很高,实际上是以牺牲利用语言文字作为有效教育手段为代价的,这个代价很大。我总觉得,我们对“不立文字”有很大的误会。“不立文字”是指无法用文字把佛陀的真理表达出来,但并没有说无法通过文字发现佛陀的真理。六祖的“顿悟”确实是发现佛陀真理的方便法门,但禅宗同样很重视把事情想透,这也是佛教学佛根本大道:正见。对“不立文字”的很大误会,根本原因正是古代文人把禅宗沦为文字游戏的后遗症。我在前面说佛陀真理被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锈,这种误会也是种锈,必须把它铲掉。
二、佛教的教

  佛教之所以成为一种教,它的核心就是教育,教育一切众生。众生通过接受教育,领悟佛陀真理。佛陀本人传教49年,是佛教得以成为一种宗教根本原因。现在我们续佛慧命,振兴佛教,弘扬佛法,接受佛陀真理也好,把佛陀真理再送到四众和一切众生手里也好,都离不开教育这一环节。教育是关键,人才是根本。赵朴初会长在1993年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上,以及最近在中国佛教协会六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多次提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佛教信仰自由等外缘具足的情况下,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的头等大事,也是目前我国佛教事业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如何培养佛教人才,把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认为回顾一下佛陀本人如何悟道、如何传道,即如何做学生,又如何做教师的这个过程,能给我们有所启发。

  佛陀出生于国王家庭,这为佛陀接受良好教育提供了保证。佛陀不仅天性善良,而且天资聪明,从7岁开始学习,到12岁就已掌握了作为当时王族应该掌握的一切学问和技术,即五明、四吠陀。通俗地说,五明是指语文、工艺、医学、伦理、宗教等知识,四吠陀是指养生、祭祖、兵法、符咒等技术。至少可以说,到12岁,即相当于我们现在小学毕业的年龄,却学完了大学课程内容。当然,仅有这些知识和技术,要探求人生真理是远远不够的。佛陀从小有沉思的习惯,但绝不是一个书呆子,当然更不是一个浪荡公子,佛陀非常关心现实生活,并且是从现实生活中探求人生真理。佛经上说,佛陀出游京城四门,对老、病、死等现象及僧人生活感触很深。19岁那年出家修行,先到苦行林和苦行人一起苦行静坐6年。这6年苦行静坐就是巫术活动,相当于现在科学时代到科学实验室待了6年。实际上,佛陀给我们的正确形象应该是:佛陀出生王宫贵族,并不热衷于政治而是着迷于科学研究,探求人生真理。佛陀在30岁悟道成佛,相当于终于获得了科研成果,当然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成果。接下来便是整整49年,风里来雨里去的传教授徒生涯。

  有人可能会说了,象佛陀这样的人世上有几个?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才出了一个。当然,我并不是用佛陀的标准来衡量所谓合格的僧才。但我们可以从佛陀事迹中找出我们通过努力就能做到的四点。第一,佛陀出生于国王家庭,不用担心吃穿,我们现在做不到人人生在高干家庭,但是有吃有穿还是能保证的。第二,必要的教育。佛陀掌握了当时王族该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我们现在总得要中学毕业吧,懂一点些数、理、化,最好是大学毕业,现在电脑之类流行了,应该也懂一点,目前台湾佛教界做得比较好,很多法师学历都很高,甚至有几位是博士生。第三,发奋自学,潜心探求。佛陀很典型的是自学成才。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种发大心愿,不成佛不罢休的精神,我认为这一条最最重要。第四,49年如一日,四处奔波,不辞劳苦,传教不息。这宝贵的宗风,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身上也能看到。最近,台湾宗达法师来少林寺,也让我感受到这种精进不懈的宗风。几年来,宗达法师为佛教事业,长年在外奔波,非常辛苦,也非常让人感动。我们应该向虚云老和尚、宗达法师这样的作风学习,吃大苦,耐大劳,佛教振兴才有望。成绩是靠脚踏实地做出来的,靠一年又一年的不懈劳动积累起来的。

  根据以上四条,我首先觉得现在僧人的知识面不够宽,尤其与佛陀当年掌握当时一切知识和技术相比,更显出我们现在僧人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现在处于科学时代,尽管我们也看电视,用电话,坐汽车,但我们非常忽视科学方面的教育,与科学时代的生活离得比较远,这是僧人教育最致命的地方。佛教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最根本问题为最高目标的,我们不能远离现实生活,我们现在身处科学时代,自然了也不能远离科学生活,正如六祖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现在各地办的佛学院也好,僧伽培训班也好,授受知识面太窄,也缺乏佛教应有的积极向上态度。我觉得佛学院完全可以向普通高等学校方向靠,也可以送学僧进普通大专院校学习。具有讲经说法能力,已有修持功夫的僧人,尽量地主动走向社会生活,宣扬佛陀真理。同时,也应该主动采用科学通讯等先进技术,为弘扬佛法服务,寺院也可以考虑培养懂科学技术的人才。聚众讲经说法,只是古代通讯技术不发达的弘法方式。佛教教育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教育设备,还要有具备现代化思想的佛教人才。在这方面,我已做了初步的尝试,1991年,通过中国佛教协会,我把我的弟子延王送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深造,已经学成回来,现在他独立创作剧本,两年前已有一部作品拍成电视剧,最近又与电影厂签约,拍一部30集的电视连续剧。题材都是取自少林寺,主题也都是弘扬佛法。另一方面的尝试,就是利用少林寺特殊的优越条件,搞武术禅。现在的少林武术已演变成人们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我想把佛法与体育活动结合起来,在海内外进行佛教文化活动时,通过少林寺武僧团表演少林武术来作为弘扬佛法的手段,其效果和成绩也是喜人的。

  其次,寺院应该是传播佛陀真理的场所,也就是佛教的教育场所,是学校。不应该把寺院变成纯粹僧人生活起居的地方。僧人在寺院里吃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在寺院里传播佛陀真理,弘扬佛法。我们从佛教史上第一座寺院摩竭陀国王舍城的竹林精舍来看,最主要的用途就是供佛陀说法。摩竭陀国国王听说佛陀悟道成佛后,就把佛陀迎进首都王舍城,国王为了便于佛陀在他的国家说法,便为他造了竹林精舍。我国的第一座寺院洛阳白马寺的建造,性质也是差不多的。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派遣18人出使西域求佛法,他们回来时,请了两位印度高僧,用白马载回不少佛经佛像。为了便于两位高僧把佛经翻译成汉文,于是便造了白马寺,以“白马”命名,以表白马载经之功。东汉时,绝大部分佛经都是在白马寺翻译的。译经是讲经说法第一步,是弘扬佛法的前提。实际上,所有的寺院都是为弘扬佛法而兴建的。我们应该发挥寺院应有的作用。在寺院讲经说法,教化众生,是佛教教育的主体,而佛学院、僧伽培训之类,只是很狭义的佛教教育。当然,这狭义的佛教教育也很重要,是广义的佛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法轮常转法门常新
更多是靠嘴巴、靠身体,现身说法,学生怎么记住教师所讲的这么多东西呢?只好把教师讲的这些东西编成顺口溜、口决,押韵、能唱的就更好,我估计我们的唱经就是这样形成的。现在不一样了,笔纸随处可找,佛经可以几万几万本地印好,发出去;又有录音机,直接把法师的讲经说法录下来,可以反复地听;又有电话,在中国的法师,可以直接给远在地球那一边的美国信徒开示;通过电视,同时给世界各地的信众说法。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从古代到现代变化很大。那些不大会改变的东西,如我们要吃要穿要睡,人生充满烦恼和痛苦,等等;而佛陀所发现的人生真理,更不会改变。我们说法轮常转就是说佛陀的真理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传承下去。为了使真理最大限度地传到一切众生手中,佛陀创造了四万八千法门。这么多法门,是佛陀根据当时的生活条件,生活习惯,并根据众生的各种根性,设立创造的。目的只有一个,使众生领悟人生真理。这是根本原则。法门只是方便,是手段,好比船,渡了河,船就是次要的。佛陀曾告诫我们:渡了河,不要背着船在岸上走。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条件的改变,带来了生活习惯的改变。在佛陀当年创造的这么多法门中,有的法门仍然不变,而有的法门则发生了变化,甚至还由于新的生活条件、生活习惯带来了新的问题,要求我们创造新的法门。仍然不变的法门,比如:八正道、四念处、四正勤、菩萨道等,因为这些法门都很基本,不大会改变的。有些发生变化的法门,比如,盘腿坐修定,古人平时就习惯盘腿而坐,所以盘腿修定是很自然的,而现在人们已不大习惯盘腿坐了,再要求盘腿修定,就不大自然了,就可以允许他们按舒适的坐姿坐好,腰挺直,呼吸舒畅就好,当然,有人愿意盘腿修定就随他习惯。还有念咒,咒实际上是很古老的梵音,已成文物,恐怕连现在的印度人也无法直接接听懂。根据现实生活,创造新法门,是我们禅宗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禅宗传入我国以后,历代祖师和禅师,根据我国的特殊条件,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法门,六祖的“直指人心”,德山棒,临济喝,“饥来吃饭,困来睡觉”,参话头,农禅结合,等等,我们都很熟悉。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古代从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发生了。多种资源的开采利用,森林的过度采伐,导致地球环境趋向恶劣,越来越多的生命种类趋向灭绝;人类还发明了一下子炸死成千上万人,甚至毁灭整个城市的核武器;吸毒、艾滋病、难民灾民、世界大战,等等,这些问题,在佛陀时代不会出现,佛陀也就没有为此立法门,在六祖时代、临济时代也不会出现,我们的六祖和临济大师也不会想到为此设立法门。我们时代的问题,只有通过我们去解决。我们佛门弟子以拯救众生为使命,保护地球,改善环境,一切众生有安居乐业的住所;加强各国各地区人民友谊,增进理解,制止战争,让世界和平,使一切众生免除每日担惊受怕之苦。我们通过建立慈善定利机构,开展慈善福利事业,帮助吸毒者戒毒,向艾滋病患者伸出同情之手,救济难民灾民,等等,使他们过上正常幸福的生活。如何设立新法门呢?我认为,只要把佛陀的真理贯彻到现实生活中,那便是新法门,只有把佛陀的真理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才会法轮常转,法门常新。比如,我们组织佛教文化访问团,到海内外进行交流,就会增进友情和理解,促进世界和平,那么组团访问便是新法门。比如,1993年4月,我带少林寺武僧团去澳门为“希望工程”慈善义演,那么义演就是新法门。又比如,为了贯彻佛教的慈悲救人的精神,为社会上贫、病、伤、残以及孤寡老人提供资助,为社会和个人救灾救难,经有关部门批准,我们创立了“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那么,“慈善福利基金会”便是新法门了。当然,法门无边,我通过举几个例子,说明根据现实生活的新问题,设立新法门,一方面是弘扬佛法,传播佛陀真理,另一方面,也是目前振兴佛教的有力措施。

  在任何一个时代,佛教要想兴旺发达,除了政府支持以外,佛教必须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就象大树扎根于大地,否则,就会枯竭。佛教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具体表现,就是丰富多彩、常用常新的足以适应当时众多根性的一切众生的法门。法门不是越新越好,也不是越旧越好,能用来有效渡众生的法门就是好法门。所以,佛教既不是时髦,越新奇越有生命力,但佛教也不是老字号店铺,越老生意越好。佛教永活是活着的人生真理,哪里有活人,哪里就应该有佛教。
                                                                      199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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