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禅僧仙厓义梵（1344～1431）的《茶道极意》曾说“所谓茶道，在心非在术”，在术而非在心。“心、术并行处，常显一味也”【转引自：[元]明芳，《茶与禅》，[台北]常春树书坊，1992年，51页。】。 这意味，茶道必须道心与茶术合一，不可偏废。然而，中国历代茶书【中国历代茶书，主要的有下面几种：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以上唐朝）；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以上宋朝）；钱椿年《制茶新谱》；田艺蘅《煮泉小品》；许次纾《茶疏》（以上明朝）。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所著之《中国茶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6章，曾对中国历代茶书，做了简略的介绍。另外，许贤瑶《中国茶书提要》（[台北]博远出版公司，1990年），也对中国历代茶书，做了简要的说明。请参阅。】，除了像许次纾（？～1604）《茶疏》等极少数例外【《茶疏》在最后题为“饮时”、“宜辍”、“不宜用”、“良友”等各节中，讨论了吃茶品茗的时机、对象等，颇有超脱只论“术”不谈“心”这种中国茶书旧传统的态势。例如，在“饮时”一节中，曾说：“薄云小雨之时、小桥边停画舫之时、望树木茂密与竹林层层之时。”而在“良友”一节中，也说到：“清风、明月、纸帐、楮衾、竹簟、石枕、名花、琪树。”（详见张迅齐：《中国的茶书》，[台北]常春树书坊，1987年，206～211页。）】，大体偏于术而略乎心。中国历代茶书，对于茶树产地、茶叶种类、制茶技巧、茶具好坏、茶水优劣、煎点（泡茶）方法等关于“术”的事情，说之甚详； 但对如何在喝茶品茗当中修“心”，甚至在什么环境、以什么心情吃茶品茗，却都略而不论。即使被后人尊为“茶神”的陆羽（727～804），在其《茶经》一书当中，对于“心”的描述，也不过下面简短的两句：“茶之效用，味至而寒。是以行优而有俭德之人饮之甚宜。”【引见陆羽：《茶经·一之源》。值得一提的是，布目潮[氵+风]、中村乔《中国的茶书》（[东京]平凡社，1995年），16页（相当：张迅齐：《茶话与茶经》，[台北]常春树书坊，1987年，34页），在介绍陆羽《茶经·九之略》时，曾说：“感到这是陆羽式的茶道的真髓。”然而检阅《茶经·九之略》的内容（参见张迅齐《茶话与茶经》，185～187页），所谈仍然不超出： 如何在野寺、山园、城邑，乃至松间、石上、王公之门等不同场合，应用不同的茶具来泡茶等技“术”问题。其中并无和“心”有关的描述。而且，对于野寺、山园等这些吃茶情境的描写，也完全缺如。】 而当论及茶的功用时，也只强调提神、养身的疗效，与心性的修养完全不相干。例如 陆羽《茶经·六之饮》，说到“欲醒睡意，则令其饮茶”；而《茶经·七之事》，虽然广引华陀《食论》、壶居士《食忌》、陶弘景《杂录》等医书和道书，但也仅仅说到茶有“益气力”、“身轻”、“换骨”乃至“可成仙”的功效。再如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点》，引《桐君（药）录》，说到：“茶有饽【陆羽：《茶经·五之煮》说：“华之薄者谓之沫，厚者谓之饽。”因此，饽，应该是厚茶沫的意思。】，人饮之，宜于身。”【引见张迅齐：《中国的茶书》，34页。《大观茶论》所引的这几句话，也被陆羽《茶经·七之事》所引。（详见张迅齐：《茶话与茶经》，161页。）】 而钱椿《制茶新谱·茶效》，则引《本草拾遗》，也只说到茶有“止渴、助消化、去痰、除睡意、利尿、明目、增思考力”【 同上书，34页。】 等功效。这些都告诉我们，中国历代茶书所关心的不是茶的修心，而是茶的养身。肉体性或物质性的“身”，重于心灵性或精神性的“心”，显然是中国历代茶书的特色。
由于中国历代茶书所重视的，不是茶“心”，而是茶“术”，因此，不管是茶叶、茶具的产地，或是茶水的来源，都相当讲究。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说到：“茶之品无有贵于龙凤者……凡二十八片重一斤，值金二两。”【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引见张迅齐《中国的茶书》，54页。】 这是描述“龙凤茶”的昂贵。赵汝砺《北苑别录·纲次·细色五纲》，则说：“又以龙园胜雪为最精品，建安人中有谓值万钱者也。”【引见张迅齐：《中国的茶书》，83～84页。】 这也是描述一种称为“龙园胜雪”的茶叶，其昂贵的情形。而苏[广/异]《（十六）汤品·第七品富贵汤》，则说：“世之人以金银制汤器，此唯富贵者能之，故成功而建汤业，贫贱之人不能也。”又说：“汤器不用金银，犹作琴而不用桐，制墨而不以膏，两皆不可也。”【同上书，211页。】 [元]周密《癸辛杂识》前集，也说：“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转引自朱自振、沈汉：《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140页。】 《帝京景物略》则说：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景德镇出产的一对成化斗彩杯，“值十万钱”【同上书，141页。】。这些都在描述茶具的奢华昂贵。而张又新《煎茶水记》，则采用刘伯刍的说法，把煎茶的汤水，依其优劣分成七等； 又依“李季卿命从者笔记，即以陆羽口授”为标准，把茶水分成二十种【详见张迅齐：《茶话与话经》，191～197页。】。果真按照这些说法，要以天下第一水来煎点茶汤，则非达官富豪所不能为也【依《煎茶水记》，刘伯刍的七等水和陆羽的二十种水，作者张又新全都“亲至舟中汲而比较之”乃至“尝试而验之”。（详见张迅齐《茶话与茶书》，191页，197页。）而张又新，在唐宪宗时，官拜尚书省左司郎。足见若非达官贵人，也无法做到这些。】。
中国历代茶书的撰写者，若不是本身即是达官贵人，就是为达官贵人而撰写茶书。例如，《茶经》作者陆羽，虽出身禅寺，并和皎然禅师成为忘年交，但真正影响他撰写茶书的，还是出身朝廷的达官贵人--李齐物（皇族）、崔国辅（礼部郎中）、颜真卿（湖州刺史）等人。再如，《茶录》的作者蔡襄（1012～1067），宋仁宗庆历年间，曾任福建转运使，《茶录》一书的撰写，即专门为了回答仁宗的下问而撰写的【详蔡襄：《茶录·序》，收录于张迅齐：《茶话与茶经》，219页。】。也许，这正是这些茶书不脱富贵味，以至重“术”轻“心”的原因吧【有关唐、宋二朝饮茶习尚与贵族之间的关系，程光裕：《茶与唐宋思想界及政治社会关系》（收录于吴智和编：《中国茶艺论丛》〈上〉，[高雄]大立出版社，1993年，1～64页]，曾有详细的讨论，请参阅。另外，全面性介绍中国历代吃茶文化的著作，则可参阅： John C. Evans，Tea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92.】!
随着“经济起飞”，目前台湾“茶道”蔚为风气，茶行和茶馆随处可见，喝“老人茶”的人口也在逐年增加。然而，也许受到上述这些有术无心的茶书影响，台湾的“茶道”大体也是停留在有茶无道的阶段。茶农联合茶商，抄作茶叶和茶具的价格，品茗者竟也乐此不疲地跟进。茶道，不但不是修心养性的工夫，更不是全民性的饮食文化。茶道成了拜金主义者自我慰藉的天堂。本文试图从“心”出发，讨论茶道与禅道之间的关系。如此或可弥补台湾茶道的缺失。
一、 “茶禅同一味”
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535），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由于久坐疲累，眼皮无法张开，因此撕下眼皮，丢弃在地上。而在丢弃眼皮的地方，竟然长出一株矮树。达摩祖师的弟子们，摘下矮树上的绿叶，酿制成水饮用，竟能保持禅坐的清醒。这即是禅茶的来源【详见兰丝·罗斯（Nancy Wilson Ross）著、徐进夫译：《禅的世界》（The World of Zen），[台北]志文出版社，1994年，188页。】。这当然是一则美丽但却虚假的传说，然而茶道确实和禅道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关这点，程光裕《茶与唐宋思想界与政治社会关系》、方豪《宋代僧侣对栽茶之贡献》、吴智和《和尚烘出名的松萝茶》【这三篇论文都收集在吴智和编：《中国茶艺论丛》（上）。】、中村乔《泡茶法的兴盛与宜兴茗壶》【收录于吴智和、许贤瑶主编：《中国古代吃茶史》，[台北]博远出版公司，1991年，147～169页。】，以及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中国茶文化》【[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5年。】，朱自振、沈汉《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5年。】等书的某些章节，乃至荷斯特·汉弥恪（Horst Hammitzsch）《茶艺中的禅》一书【Horst Hammitzsch： Zen in the Art of the Tea Ceremony，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0.】，已有相当详尽的说明，本文不再赘言。下文试图从禅门清规和语录，乃至日本茶师的部分作品，来讨论茶道与禅道之间的关系。
多田侑史《数寄：日本茶道的世界》，曾说到佛教和茶的关系，共有三种：
（1）宗教性祀礼仪之茶； （2）寺院、僧侣间内外接待礼仪之茶； （3）为解大众之饥渴所施之茶【多田侑史著、罗成纯译：《数寄：日本茶道的世界》，[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162页。】。多田氏所说的三种佛门茶，虽不限于禅茶，但却包括禅茶。检阅唐朝禅门高僧百丈怀海（720～814）的有名著作--《百丈清规》【《百丈清规》的原本，已经散佚。目前的版本，都经后人删改而成。】，和茶有关的禅门礼仪，确实有这三种【例如《敕修百丈清规》卷三《住持章第五·迁化》，即列有“挂真举哀奠茶汤”、“出丧挂真奠茶汤”等和丧仪有关的供茶礼仪。（详见《续藏》第111册，511b，512b。）同书卷四《两序章第六》，也列有“方丈特为新旧两序汤”、“堂司特为新旧侍者汤茶”乃至“头首就僧堂点茶”等等和寺院僧侣间之茶礼有关的规定。（详前书，526a～529a。）而同书卷六《大众章第七》所列“赴茶汤”等清规，则可视为和解渴有关的吃茶礼仪。（详前书，545b。）】。
在这三种佛门礼仪当中，和茶道、禅道关系最密切的，要属第（2）种。清朝禅僧仪润，在注释《百丈清规》的巨著--《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六《请斋茶》当中，即曾细说禅寺方丈请众僧吃茶的规矩：
凡方丈请斋（或请茶），堂中首众，预表堂云：“今日方丈和尚请斋（或请茶，诸师各具威仪）。”外诸寮执事，集至客堂候，侍者请会齐，堂师照执次序……分次序座，和具威仪，不得言语。杯盘碗箸，不得作声。斋毕（或茶毕），若住持有说，听毕，一齐起立出位，向上排立。维那云：“大众师礼谢和尚。”礼毕，各回本处【引见《续藏》第111册，752b～753a。引文中括弧内的字句，皆为原书注解。】。
值得一提的是，原书还说：“凡结制、解制、冬至、除夕、元旦等大节，住持当请方丈斋，及犒劳两序新旧茶汤、点果五色。”【同前引。在这段引文的后面，《百丈清规证义记》的作者还说：“证义曰：方丈请斋、请茶，事非一端。此只言节序普请序执之规也。或新安单，或新请执，或别有事，均有斋茶之设。大约住持之待众也。”（同前引）】可见住持请斋、请茶，乃是禅寺常有的礼仪。另外，宋朝禅僧长芦宗颐所撰写的《禅苑清规》卷一，在题为《赴茶汤》的一篇清规当中，也详述受邀喝茶的禅僧所应遵循的礼仪：
院门特为茶汤【“特为茶（汤）”一词，《佛光大辞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4184页，曾作这样的解释：“禅林用语。禅林中，特为住持、首座、知事等特定之人供应茶水；或于每年一月一日、五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等日之饭后，特为大众供应茶水，称作特为茶。若于夏安居之初，为新来修行之僧侣或新到任之职事特备茶水，其所安排之座位，依人数及性质而有所定规，据丛林校定清规所载，有特为茶八出座、特为茶六出座、特为汤四出座等数种。[敕修百丈清规卷四堂司特为新旧侍者茶汤条、方丈特为新旧两序汤条]。”】，礼数殷重，受请之人，不宜慢易。既受请已，须知先赴某处，次赴某处，后赴某处。闻鼓版声，及时先到，明记坐位照牌，免致仓遑错乱。如赴堂头茶汤，大众集，侍者问讯请入，随首座依位而立。住持人揖，乃收袈裟，安祥就座。弃鞋不得参差，收足不得令椅子作声。正身端坐，不得背靠椅子。袈裟覆膝，坐具垂面前，俨然叉手朝揖主人。……吃茶不得吹茶，不得掉盏，不得呼呻作声。取放盏床，不得敲磕。如先放盏者，盘后安之，以次挨排，不得错乱。右手请茶鹚，擎之候行遍，相揖罢方吃。不得张口掷入，亦不得咬令作声。茶罢离位，安详下足。问讯主人，以表谢茶之礼【[宋]宗颐：《重雕补注禅苑清规》卷一； 引见《续藏》第111册，883a～b。）】。
从上引两段有关请茶和赴请的清规看来，禅僧在禅寺中吃茶，是一件礼仪繁复而又严肃的事情。如果把吃茶视为一种严格的禅修工夫，实不为过。检阅历代禅门清规，都不曾像一般茶书那样，规定如何辨别茶叶的好坏、水质的优劣、乃至茶具的粗雅。禅门中虽设有“茶头”一职，专门掌管茶役【《敕修百丈清规》卷四《两序章第六·例职杂务·寮元》，曾对“茶头”一职，做了这样的规定：“寮元：
掌众寮之经文、什物、茶、汤、柴、炭，请给供需、洒扫、浣濯、净发、[木+施]巾之类。每日粥罢，令茶头行者门外候。众至，鸣板三下。大众归寮，寮长分手，寮主、副寮对面左右位，副寮出烧香，归位。茶头喝云：“不审!大众和南。”遇旦望点汤，鸣板集众，烧香、行汤，如常礼。”（引见《续藏》第111册，521b。）】，但看来也并非善于“煎点”的高手。在这些吃茶的禅门清规里，如果把“茶”字改成其他食物，例如改成第一段引文中的“斋”字，仍然可以成立。这意味这些吃茶清规，不必专为吃茶而立； 也意味禅门中的吃茶礼仪，重视的是内在的禅修，亦即“心”的追寻，而非茶叶或水质的好坏，乃至茶壶的优劣等等外表的、仅仅和“术”有关的技巧。[唐]玄觉（665～713）《永嘉证道歌》，曾说：“行亦是禅，坐亦是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纵遇锋刃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间间。”【引见《大正藏》卷四八，396a。】这样看来，吃茶只是禅门行、坐、语默、动、静当中，众多“借假修真”的媒介之一而已。无疑地，这是禅门茶道的特色。
然而，从仙厓义梵“心、术并重”的茶道标准来看，中国茶书的“重术轻心”固然不对，禅门清规的“重心轻术”，毕竟也是一种缺憾。把这一缺憾做完美弥补的，则是和禅门关系密切的一些日本茶师。
一般都把日本临济宗开宗祖师--荣西（明庵荣西，1141～1215），视为日本茶道的首倡者。荣西在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4年，1168年）和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14年，1187年），两度来到盛产茶叶的中国浙江天台山求法。并且随侍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参究临济宗黄龙派的禅法。回国后，撰写《兴禅护国论》、《吃茶养生记》等名作。其中，《吃茶养生记》即是荣西禅师的茶道论书。该书基本上是陆羽《茶经》“重术轻心”的日本翻版，但却大篇幅加入“服桑木法”、“服桑椹法”、“服高良姜法”，乃至以阴阳五行说明医理等等和吃茶无关的内容。因此，与其说它是一部“心术并重”、茶道与禅道合一的茶书，不如说它是一部建立在中国古代医学和药学的医书【详见古田绍钦：《荣西·吃茶养生记》，[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1994年，401～416页。】。
在日本，“心术并重”、名副其实茶、禅合一的茶道，要到珠光（村田珠光，1423～1502）、绍鸥（武野绍鸥，1502～1555），乃至千利休（1522～1591）和千宗旦（1578～1658）祖孙二代，所建立起来的“侘数寄”茶道，才真正出现。“侘数寄”又作“侘数奇”，那是热爱于不完整、不均衡、残缺不全而且平平凡凡之事物（例如平凡的茶具）的意思，也是安于孤独、寂寞的脱俗心境【元明芳：《禅与茶》，44页，曾引桑田宗亲：《茶道辞典》（东京堂，昭和31年），解释“侘（原作“佗”）：“佗这个字……系表现不满或不足的状态之谓。而且对这种不足状态求得满足，认为已足够，没有求他心。这种人称佗茶人，有脱俗化的特处。”而在同书58页，则对“数寄”一词，做了底下的说明：“第一数寄就是爱好……尤其对嗜好风流文雅之道者称为数寄。第二从字义上来说系“又数寄心”之意，所以对和歌、俳句（原注： 日本式短诗以五、七、五字数所成）或是茶道寄心者即称“数寄”。第三即把数寄的寄当做奇，变成无法除开的奇数，不完整的东西，不均衡的事物，指半缺不全的茶具含有无穷妙味之特性。或是对这缺陷处得到满足感……。还有第四即把数寄屋又称空屋，数寄系空的。”另外，有关珠光、绍鸥和利休所建立的“侘数寄”茶道，详见： 成川武夫《千利休：茶·美学》，玉川大学出版部，1983年，10页，8～51页，154～158页。】。九松真一《禅·美术》，曾列出禅门艺术的七种特质：不均齐、简素、枯高、自然、幽玄、脱俗、静寂【 九松真一：《禅·美术》，思文阅，1976年，23～39页。参见吴永猛：《禅画欣赏》，[台北]慧炬出版社，1990年，5页。】。茶、禅合一的茶道，也是一种禅门艺术，自然合乎这七种特质。因此，把这七种特质，视为“侘数寄”的注释，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事了。被尊为日本“茶圣”的千利休，为了表达他那孤寂的“侘数寄”茶道，曾以下面这首诗歌，说明他建造茶屋（数寄屋）的理念：
一眼望去／ 没有花朵／ 没有着色的叶子。／ 海滩上 坐落着／ 一椽孤寂的茅屋 在秋夜朦胧的／ 微光下【转译自：Kakuzo Okakura，The Book of Tea，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Inc.，1964，p.34.】
把这种“侘数寄”的茶道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千宗旦曾撰有《茶禅同一味》五卷，阐明禅道和茶道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卷的标题是：“茶事以禅道为宗”，并在内文说：“一切茶事所用，皆不异于禅道。”【下面有关千宗旦《茶禅同一味》的译文，皆转引自元明芳：《禅与茶》，53～93页。】开诿饕灞昃俨璧篮挽篮弦坏幕纠砟睢Ｒ虼耍杂诘悴韫婢氐拿枋觯埠颓拔摹栋僬汕骞妗坊颉鹅非骞妗分械拿枋觯筇逑嗤纾骸巴杏诓枋拢笞孕缘墓し虮鹞奁渌辉谥饕晃奘剩恍牟僮鞑杵鹘肴辆车乩铩！
【引文中的“主一无适”一词，译者元明芳，曾做这样的说明：“此处所提‘主一无适’即成为仅有唯一的，而一心进入三昧境。例如操作茶杓时彻头彻尾成为一根茶杓，自身完全变成一根茶杓后，要做到毫无自己的主体性地步才可。”（引见元明芳：《禅与茶》，66页。）其中，“三昧”是印度梵文samadhi的音译，乃禅定工夫的一种。】又如：尚对放置器物，而要离手时，心思一点也不能松懈，而对其次要操作的器物，移转心思，无论到何处也要专注精神。如此而点的做法称为气续点【元明芳曾对“气续点”一词，做这样的解释：“‘气续点’，即是气的体质连续着的点茶意味，茶事绝不可以马虎行事。片刻都不能有松懈的心理状态。贾毡盅纤啵矣质俏扌牡亩鳌！保鞣迹骸鹅氩琛罚77页。）】。……因此只管专心尽志勤练茶处的三昧修行为要。
然而，上引这两段注重禅（心），而轻忽茶（术）的“茶禅同一味”，还不足以看出千宗旦茶道的特色。他的特色，应该是在吃茶的平民化。在千宗旦《茶禅同一味》一书当中，最具有平民化特色，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关茶具的描述：
禅茶之器物，并非美器，亦非宝器，更非旧器，而以圆虚清净之一心为器。此一清净为器，系禅机之茶也。以名器著称供世赏玩之茶器，何贵可道。为饮一茶而购置无价之宝器，秘藏于库当宝，又有何益可言。……总而言之，不管也不该谈论器物的好坏。去掉善恶的两样邪见，于自己心中素求实相清净之器物。
引文说到“圆虚清净之一心”才是真正的清净的美器、宝器。千宗旦似乎特别重视“圆虚清净”和“一心”； 因此，《茶禅同一味》对于“一心”有这样的解说：“一心之器，并非人的作为陶铸之事物，系天地自然之器也，故具足阴阳日月，森罗万象……。”而对于“圆虚清净”，则有下面的解释：
不断奋起勇猛心悲切尽禅茶工夫，即能免王者的牢狱，死后关闭三途之门户，必定能升天得道。有如此成就者，谓之天地同一，圆虚清净之宝器。亦把此称做禅茶之机。古瓯陈器，非凡的奇玩，与之相比又有何价值可言。
无疑地，这种茶具观，乃是从无形的、形而上的“心”，亦即禅道的观点，来阐释有形的、形而下的茶具。
千宗旦的茶具观，显然来自他的祖父--千利休。千利休《茶汤百首》中，曾有这样的一首：
“持有一釜就能做成茶汤，爱好万般道具为拙劣也。”【转引自元明芳：《禅与茶》，23页。】 另外一首则是：“不论有或无，好茶具多么不重要! 真正的（茶）道不需要它。”【转译自：Horst Hammitzsch： Zen in the Art of the Tea
Ceremony，p.60.】 而在《杂谈集》卷下，也曾记载：千利休曾对着那些斤斤计较茶具好坏的客人，当面训斥说： “茶道具的好坏或新旧的鉴定系商人所为。如好此道之有志者，不管是一只破折钵（原注： 研磨用的器物），也可适所适用，更超越是否被使用于茶汤上，应该称赞为数寄才对。”【转引自元明芳：《禅与茶》，82页。】 由此可见千利休和千宗旦具有相同的茶具观。千利休和千宗旦的茶具观，对那些热中茶具好坏、贵贱的人来说，着实具有暮鼓晨钟、振聋发聩的功效。也许，从这种茶具观，正好可以看出千宗旦之所以被后人呼为“乞丐宗旦”【“乞丐宗旦”一词，乃相对于“姬宗和”一词。宗和，即金森宗和（1584～1656），其茶风以奢华见称，和千宗旦的简朴正好相反，因此而有“乞丐宗旦，姬宗和”的说法。千宗旦之所以赢得“乞丐宗旦”的美名，除了因为茶风简朴之外，还因为他的生活近于贫穷乞丐的缘故。（详见多田侑史著、罗成纯译：《数寄：日本茶道的世界》，118～122页。）】的原因吧!
“侘数寄”的茶道理念，最感人的，还不在茶具这种特定器物的平民化，而在强调整个煎点过程的平凡无奇； 无疑地，这是前述九松真一所谓的禅艺术的“简素”和“自然”。千利休曾作有这样的一首短歌：“茶汤就是使水沸滚而泡成茶，如予饮用的事物也。”【转引自元明芳：《茶与禅》，18页。这道短歌后来被改为：“茶汤就是使水沸滚而泡成茶，如予饮用时即须求了解其根。”（同前引）可谓画蛇添足，韵味全失--失去原歌平凡自然的“侘数寄”特色。】 还有一次，有人问他有关茶道的秘密，他回答说：“你燃起炭火，将水烧开到适当的程度，而后使茶产生适当的滋味。你（在茶屋里）安排花木，就如（它们）正在生长着一般。在夏天，你暗示凉爽，冬天则托出温暖，此外别无其他秘密。”【转引自兰丝·罗斯著、徐进夫译：《禅的世界》，190页。】 千利休还针对这个问题，吟咏了下面的诗句：
茶汤只此而已：／ 首先把水烧开，／ 接着将茶注入，／ 而后适度饮之，／ 须知全在这里【转引自前书，191页。】。
而当千利休吟咏这首诗歌之后，问话者略带轻蔑地表示这样的吃茶法，他早就知道的时候，千利休正色地说：“如果有人已经熟知此道，我乐意拜他为师!”【转引自前书，191页。】
千利休这些话，让笔者想起鸟巢道林禅师（741～824）和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之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段对话：
（白居易）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鸟巢禅）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曰：“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礼而退【《指月录》卷六《鸟窠道林禅师》；
引见《续藏》第143册，125a。】。
千利休的崇尚简素、自然和平凡，还可以从下面这则逸事看出来【下面有关千利休的逸事（包括两首诗歌），皆见多田侑史著、 罗成纯译：《数寄：日本茶道的世界》，126页。】。
“侘数寄”茶道，往往和日本传统文学里的和歌、俳句有关【参见前揭元明芳：《禅与茶》，44页。】。在日本茶道中，流传着下面这首口诵短歌：
留心细看，啊!／ 那秋天原野草丛间 ／ 不正野花纷然【这首茶道中的口诵短歌，和下面这首俳句集--《续虚栗》所收录的松尾芭蕉（1644～1694）的名句，实有同工异曲之妙：“细看下，荠花绽开篱墙根。”（转引自：多田侑史著、罗成纯译：《数寄： 日本茶道的世界》，126页。）】。
对于这首平凡无奇，但却意趣盎然的口诵短歌，《茶汤古事谈》曾有下面的记载： 千利休的师父--武野绍鸥，某日，正在教导千利休有关“路次”【原注：“即露地，草庵式茶园之庭园。”】的道理时，曾以上面这首口诵短歌为例，说了下面的几句话：
古人谓要体会此歌，若是如此，则作此歌者必嫌路次内有开花之木。……恐来客不赏席中之花，故不在路次上植开花之木。
“路次”，在千宗旦的《茶禅同一味》里，名为“露地”，乃草庵式茶屋（数寄屋）所在的周围庭园。前文说到千利休为了表达他那孤寂的茶道理念，曾作有一首诗歌：“没有花朵／ 也没有着色的叶子／ ……／ 一间孤寂的小屋／ 坐落海滩上。”这不正和绍鸥所说“不在路次上植开花之木”的本意相契吗？
然而，千利休的路次理念，决不只如此。他之所以强调在路次中“没有花朵，也没有着色的叶子”，不只是要我们“赏席中之花”，而且是要我们赏路次中草丛里纷然绽放着的自然界的野花。千宗旦《茶禅同一味》里，曾把“露地”定义为：“脱离一切烦恼，显露真如实相之故，谓之露地。”【转引自元明芳：《禅与茶》，89页。】在前往茶屋（数寄屋）品茗的半途中，徐徐而行地走过素朴的庭园（路次、露地），庭园中，没有华丽名贵的建筑，没有灿烂缤纷的花木，却怡然自得地欣赏着自然界中的野花、野草，而达到断除一切烦恼、体悟真如实相的目的； 这是千宗旦对于“露地”的看法。相信，这也是他的祖父千利休对于“路次”的真正理念【千利休曾作有一首诗歌，说到他对路次或露地的理念，值得我们注意：花园小径!／ 远离无常的世界／ 仅为我们留下了道／ 此时何不抖落／ 心中的尘埃？”（转译自： Horst Hammitzsch： Zen in the Art of the Tea Ceremony，p.60.）这首诗歌，和千宗旦对于露地的描述，可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从“平常心是道”到“吃茶去”
然而，毕竟“侘数寄”的日本茶道，和中国禅门清规一样，太过重视禅门规矩，以致束缚了禅的活泼性和洒脱性。从吃茶的禅门教条，彻底解放出来，要到宋朝以后所开展出来的“平常心是道”的禅茶。
“平常心是道”的首倡者是唐朝的马祖道一禅师（？-788），《景德传灯录（卷28）江西大寂道一禅师语》，曾对他的禅法，做了底下的描述：
江西大寂道一禅师示众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引见《大正藏》卷五一，440a。】
从引文看来，所谓“平常心是道”，是指一种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当中，内心保持平静（无造作、无取舍）、平等（无断常、无凡圣），而不刻意修行的禅法。唐·宗密（780～841）《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也曾对马祖道一的这种禅法，做了详细的描述：
起心动念，弹指磬咳扬扇，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如面作多般饮食，一一皆面。佛性亦尔，全体贪嗔痴、造善恶、受苦乐，一一皆性。……又云：“……扬眉动睛，笑欠磬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故云“触类是道”也。言“任心”者，彼息身业养神（原注： 或云息神养道）之行门也。谓不起心造恶、修善，亦不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恶亦是心，不可以心断心。不断不造，任运自在，名为解脱人，亦名过量人。……故云：“但任心，即为修也。”【引见《续藏》第14册，557a～b。引文中的《疏》，指宗密《圆觉经大疏》。】
引文说到马祖道一的禅法特色是“触类是道而任心”； 那是由“触类是道”和“任心”这两个概念所组合而成的。其中，“任心”就是前文所说的“平常心是道”，亦即“不起心造恶、修善，亦不修道”的禅法。而“触类是道”，则是这种禅法背后所预设的哲理。
“触类是道”一词的字面意义是：
接触到的万类（起心动念、弹指磬咳扬扇，乃至笑欠等），全都是至高无上的禅道。这是基于“佛性”遍于一切处（遍于万类）的道理，而推衍出来的禅法。
由于每一个人都活在万类当中，因此，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哪怕一时所起的恶心，也全都是禅道。既然这样，又何必刻意去修道？只要“任心”（放任自己的心性），就是修道。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和“触类是道”的禅法，影响后世很深，后世许多禅师都有相关的问答和阐述。例如，道一的弟子南泉普愿（748～834），就曾和他的弟子赵州从谂（778～897），有下面的问答：
（赵州从谂）异日问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赵州从谂禅）师曰：“还可趣向否？”南泉曰：“拟向即乖。”师曰：“不拟向时，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属知、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是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虚豁，岂可强是非邪!”师言下悟理【《景德传灯录》卷十《赵州观音院从谂禅师》，引见《大正藏》卷五一，276c。】。
在这里，南泉向他的弟子赵州说：
禅道既不是“妄觉”的“知”，也不是“无记”【无记：无法分辨善恶、是非、大小、长短等事物的意思。世亲《阿毗达磨俱舍论》卷二，曾解释说：“不可记为善、不善性，故名无记。”（引见《大正藏》卷二九，7b。）】的“不知”。南泉继承了师父道一的禅法--“任运自在”（任心）而又“不修道”，因此对赵州说：“拟向即乖。”（刻意修道即乖离所修之道。）
对于南泉和赵州师徒的这段问答，[宋]无门慧开（1183～1260）《无门关·平常是道》，曾做了这样的“评唱”：
无门曰：“南泉被赵州发问，直得瓦解冰消，分疏不下。赵州纵饶悟去，更参三十年始得!”颂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引见《大正藏》卷四八，295b。】
无门慧开的“评唱”，最值得玩味的是他的四句颂。它告诉我们，只要“无闲事挂心头”（平常心），那么，任何时地都是修道的好时节。
赵州从谂既然是马祖道一的徒孙，那么，他的禅法，和“触类是道”以及“平常心是道”的禅法，自然有密切的关联。下面就是一个和“触类是道”相关的例子：
时有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从谂禅）师曰：“庭前柏树子。”曰：“和尚莫将境示人。”曰：“我不将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指月录》卷十一《赵州观音院真际从谂禅师》，引见《续藏》第143册，252a。】
在这则有名的公案里，“祖师西来意”（达摩祖师从西域来中国的意旨），不过是禅道的象征或代名词。因此，禅僧实际所问是：“什么是禅道？”而赵州的回答则是：“庭院前面的那棵柏树，就是禅道。”禅僧以为赵州拿外在于心灵的“（外）境”，来胡乱搪塞； 因此抱怨说：“请不要拿外境来回答我。”于是，赵州答应不以外境作答，要求禅僧重问一次。当禅僧重问“什么是禅道？”时，答应不再以外境作答的赵州，却仍然回答说：“庭前那棵柏树子，就是禅道!”
原来，依照“触类是道”的禅法，内心深处最为秘密、珍贵的禅道，就是外在于庭院里的柏树子等万类。依照“佛性”遍一切处，或“三界唯心”【这是中国禅宗所宗重的四卷本《楞伽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当中的经句。（详见《大正藏》卷十六，489c。）经句中的“三界”，是指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佛门中，把全宇宙区分为这三界；所以，“三界唯心”的意思是：
全宇宙（中的万类）都是唯心所造。】的道理，外在的“境”即是内在的“心”，二者并无区别。这是赵州一再以“庭前柏树子”作答的原因。
赵州是“触类是道”的继承者，自然也是“平常心是道”的继承者。这从下面的例子，就可看出来： 僧问：“学人迷昧，乞师指示。”（赵州从谂禅）师云：“吃粥也未？”僧云：“吃粥也。”师云：“洗钵去!”其僧忽然省悟【《景德传灯录》卷十《赵州观音院从谂禅师》，引见《大正藏》卷五一，277c。】。
在这里，我们看到吃粥、洗钵这种平常的事情，就是修习最深澈的禅道。湛堂准禅师，曾为这则吃粥、洗钵的公案，写了下面这首文字浅白但意趣深远的诗歌：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头向下。禅人若也不会，问取东村王大姐【《指月录》卷十一《赵州观音院真际从谂禅师》，引见《续藏》第143册，252a。】
诗歌中的“之、乎、者、也”，原本是指深奥难懂的古籍，现在则象征深奥难懂的禅道。而“衲僧鼻孔”，字面的意思是： 出家僧人的鼻孔； 但在这里，也是指深奥难懂的禅道。一般人视为深奥难懂的禅道，实际上则是最平常的事物；这就像衲僧鼻孔的大头（鼻头）向下一样的平常简单。如果连这样平常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那就去问东村的王大姐吧! 把深奥难懂的禅道，拿去问东村王大姐；这意味深奥难懂的禅道，只不过是一个，连村姑村妇都知道的平常道理罢了。在赵州禅师“平常心是道”的禅法里，吃粥、洗钵固然是最高深的禅道，吃茶又何尝不是! 下面这个有名的例子，正是要诠释这个意旨：
（赵州从谂禅）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同上书，253b。】
在这个例子里，上则公案中的“吃粥”、“洗钵”，被改成“吃茶去”，但其中所要阐述的“平常心是道”，则是完全相同：曾到赵州（所居住之）观音院的禅僧，赵州叫他吃茶去；不曾到观音院的禅僧，赵州也叫他吃茶去。而那个因为好奇而发问的观音院院主，赵州也叫他吃茶去! 这就是赵州禅师建立在“平常心是道”这种禅法上的“赵州茶”【吃“赵州茶”，后来在禅门中成为一则有名的公案。《续指月录》卷二，就曾有这样的记录：“（石鼓希夷禅师）上堂，举南泉曰：‘文殊、普贤，昨夜三更，起佛见、法见。每人与三十棒，趁出院也!’赵州曰：‘和尚棒，教谁吃？’南泉曰：‘且道王老师（南泉俗姓王）过在甚么处？’赵州礼拜而出。颂曰：‘春风吹落碧桃华，一片流经十万家。谁在画楼沽酒处？相邀来吃赵州茶。’”（引见《续藏》第143册，814b～815a。）】。在赵州禅师看来，“吃茶去”和“吃粥”、“洗钵”一样，都是最好的禅修法门。
这样看来，吃茶，和吃粥、洗钵一样，只是修习禅道的方便手段之一。吃茶固然可以成为禅门中最严肃的修习工夫； 但这种工夫，也可以随时弃而不用。像这样，不拘泥于茶叶、茶具的好坏，不在意煎点工夫的优劣，也不执着于吃茶的有形方式（礼仪），甚至连吃茶这件事情都可以“放下”的禅道，才是真正的“茶禅同一味”。日本禅僧东岭圆慈，就曾记录一则合乎这一精神的禅门故事：
举王太傅入招庆煎茶，时朗上座与明招把铫，朗翻却茶铫，太傅见，问上座：“茶炉下，是什么？”朗云：“捧炉神。”太傅云：“既是捧炉神，为什么翻却茶铫？”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太傅拂袖便去。明招云：“朗上座吃却招庆饭了，却去江外打野[木+埋]!”朗云：“和尚作么生？”招云：“非人得其便。”雪窦云：“当时但踏倒茶炉。”【东岭圆慈《五家参详要路门》卷五，引见《大正藏》卷八一，613c。引文一开头的“招庆”，是禅寺的名字。】
在这则被称为“王太傅煎茶”的公案当中，我们看到茶（铫），乃至整个煎茶、吃茶的过程，都只是禅修的一部分。依照前文所引禅门各种清规看来，吃茶在禅门中原本是重重限制、规矩严厉的礼仪； 但在这里，却表现出不拘形式、活泼自在的洒脱风格。像这样的例子，在宋朝以后所刊行的禅门语录当中，随处可见。
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段引文后面，还附有一段注解，一方面说到禅门吃茶的严厉规矩，另一方面也说到这些规矩背后的真正精神：
茶道有本、末、中之三节。本者，成人也。人各皆散乱、粗动器耳；故以恒事，自然教定。……是以灼点茶，论亲疏焉耳。主有五事：
一、扫室； 二、居物；三、改具； 四、点茶；五、接客。作客有五： 一、进室； 二、着座； 三、改衣； 四、吃茶；
五、彻物。夫人精炼平生，作用自清，是曰成本。参详宗旨，至沩仰理，是曰成末。通达事理，物物无惑，是曰得中道之理。凡得三义、通十道，则可谓究尽茶道之要【东岭圆慈《五家参详要路门》卷五，引见《大正藏》卷八一，613c～614a。】。
引文一开头就指出茶道之“本”，乃在“恒事”（指茶道）【“恒事”一词的意义不明，大约是指恒常之事。而在目前这段引文里，则明显是指茶道。】，“自然”地“教”导那此内心“散乱”、“粗动”的人，有关禅“定”的工夫。紧接着，说到茶道中，主、客之间所应遵循的“十道”（主、客各五道）。然后说到透过内心的思惟，“参详”（参究）“沩仰理”【沩仰，指中国禅门“五家七宗”当中的沩仰宗。本段引文原本属于“第四沩仰宗明作用论亲为旨”的标题之下。（详见《大正藏》卷八一，612c。）因此才有“参详宗旨，至沩仰理”的句子。】的“宗旨”，即是茶道中的“末”。而茶道中的“中（道）”，则是透过茶道的禅修，达到“通达事理，物物无惑”的解脱状态。
在一般的中国茶书里，引文所提到的主客“十道”，乃是重点所在； 但在禅门当中，由于吃茶只是各种禅修方式当中的一种，因此，禅茶的重点除了“十道”之外，本、末、中等“三义”才是中心所在。这是引文最后，之所以强调“凡得三义、通十道，则可谓究尽茶道之要”的原因。
三、 结语
日本茶师，大都和中国茶师一样，出身于贵族，或为贵族服务【例如千利休就是丰臣秀吉的家臣。丰臣秀吉爱好茶道，受到千利休的深刻影响。后来千利休得罪丰臣秀吉，因而被赐死。（详见成川武夫：《千利休：茶·美学》，104～134页。）】。但是，和中国茶师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和禅门具有深厚的因缘。山上宗二（千利休高足）《山上宗二记》，曾说：“茶汤出自于禅宗，因此要修僧人之行。珠光、绍鸥皆系禅宗人。”【转引自元明芳：《茶与禅》，19页。】事实上，村田珠光拜一休和尚（一休宗纯，1394～1481）为师，武野绍鸥拜大林和尚为师，千利休则拜古溪和尚为师【同上书。】。也许因为这样，日本的茶道才会发展出深刻的吃茶哲学。
而在中国，茶书的作者，少有和禅门相关者【陆羽恐怕是唯一的例外，他在禅寺长大，后来又和皎然禅师交好。然而，禅寺对他的影响并不深刻。依照郁愚《茶事春秋》（[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0年），11～12页的说法，陆羽虽在龙盖寺智积禅师的教养下长大，但“智积教他学习佛经，他不喜欢，偏好孔孟儒家的学说，而且对智积作言词上的反驳”，“于是就逃出龙盖寺”，在一个戏班子里当编剧，宁愿和优伶生活在一起。】。 因此，他们之所以撰写茶书，目的不在阐述修心养性的道理，而在细说如何泡出好茶。即使到了宋代，吃茶文化由儒家所主导【廖宝秀：《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6年），102～103页，曾针对[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一书里面所列茶具名称，做了一番考察，发现宋代领导吃茶文化的，以“士大夫、文人的儒者阶层”为中心。】，但也不曾开展出一套以宋代儒学（理学）为中心的儒家茶道。有关这点，只要检阅宋代刊行的茶书，即可证明。
中国茶道，曾经激发出无数浪漫美妙的诗歌和艺术【朱自振、沈汉：《中国茶酒文化史》，第九章《清馨烂漫的茶叶文学艺术》，曾讨论了和茶有关的中国文学艺术，包括诗、词、茶叶歌曲、竹枝词、谣谚、神话、传说等。请参阅。】，也曾经吟咏出令人回味不尽的片段哲思【例如陆羽《茶经·一之源》：“茶之效用，味至而寒。是以行优而有俭德之人饮之甚宜。”又如宋徽宗《大观茶论·序》：“然茶之为物……聚山川之灵性，洗胸中之积滞，致清和之精气，则非老幼所得而知，至其冲澹、简洁、高尚、雅静之韵致，亦不宜为骚乱之时代所好尚也。”（引自张迅齐：《中国的茶书》，12页。）】；但却不曾像日本那样，开展出深刻、广大而且感人的吃茶哲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道史上的一大缺撼。这一缺撼，也许只有聊备一格的禅门茶道，才能稍稍弥补于万一了!
[杨惠南，1943年生，台湾台中清水人。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吴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法光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华梵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发表有《龙树与中观哲学》、《佛教思想发展史论》、《当代佛教思想展望》、《禅史与禅思》、《印度哲学史》、《禅思与禅诗》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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