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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相参禅

撰稿焦森森王景春

    第一次到空相寺时，那里还是一片废墟——瘠薄的红壤上，满目残砖碎瓦；苗稀株瘦的麦田里，伶仃的砖塔，歪斜的石碑，给人以破败很久的印象。
    这片废墟，是近代纷仍战乱的“杰作”。清乾隆十一年（公元１７４７年）《渑池县志》记载，空相寺“山势巍峨峻绝，怪石峭立，中间古木森列。山下水声潺潺，清流湍激，悠然以远。往来有游人骚客凭眺于其际焉”。可见，两个世纪前，空相寺是一个让人望峰息心、临壑忘返的游览胜地。
    今年春天再次踏访，空相寺已经恢复得初具规模——高大的牌楼、山门、达摩殿、僧房，白墙灰瓦，清新素雅。
一
    空相寺位于陕县西李村乡境内熊耳山下，原名定林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此埋骨起塔，因此，空相寺历史上曾长期由禅宗祖庭少林寺领属。
    跨进那座隋风唐韵的楼阁式山门，我便行走在菩提达摩的故事里。
    宋代普济的《五灯会元》上说，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国王子，南北朝时，乘船远涉重洋，在海上经历三周寒暑，于梁武帝普通七年（公元５２６年）到达广州。梁武帝得知后，派人迎请达摩到国都金陵（今南京市）接受供养。
    达摩与梁武帝在金陵的对话，是禅宗非常著名的一桩公案。梁武帝问达摩，自己即位后造佛寺，写佛经，剃度百姓出家，做了这么多功德，会有什么结果。达摩告诉他，这些做法没有功德。梁武帝问为什么没功德。达摩说这些事情都是人天福报，就像影子随形一样，虽然有，却不真实。梁武帝又问什么是圣谛第一义。达摩回答说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圣人圣谛。梁武帝不高兴了，问达摩是谁？达摩说：“不认识！”
    其实，这段对话，可以看作是达摩的大乘禅法与南朝重义学的小乘佛法的不和谐碰撞。小乘佛法以追求个人解脱为目的，认为人不能成佛，信仰者通过积累功德，可以达到阿罗汉果和辟支佛果。大乘佛法把普渡众生作为目标，认为信仰者通过修行，都能成佛。梁武帝虽然长于持论教义，说凡道圣，但心性未明，当然难以接受达摩的观点。
    沿着空旷的院落前行百米左右，几块被风雨剥蚀得字迹漫漶的石碑映入我的眼帘。其中一块《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的石碑，相传为梁武帝所撰。碑文中的达摩“以精灵为骨，阴阳为器，性则天假，智乃神与。”“形如天地体如空，心如琉璃色如雪。”俨然是一尊菩萨。专家考证认为，此碑与明代石碑相似，应为后人伪作。不过，让曾经轻慢过达摩的萧衍说出如此无以复加的誉美之辞，倒不失为一种搞笑的杰作。
    达摩与萧衍机缘不合，便动念北上，来到北魏都城洛阳。北魏的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记有在永宁寺与达摩的谋面。
    不幸的是，佛事极盛的北魏，依然没有给达摩提供弘扬大乘禅法的机会。
    北朝佛教重禅学，这本应使达摩如鱼得水。但当时中原流行的禅法，与达摩的禅法在很多方面相左，加之他与众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使达摩为中土佛教界排斥。于是，达摩于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公元５２７年）只身来到嵩山少林寺，开始了长达九年的面壁修行。
    嵩山少林寺的初祖庵、面壁石、立雪亭等，印证着中土大乘禅宗滥觞于菩提达摩的这一史实。
二
    空相寺院中的最高处是达摩殿。站在这座明清风格的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瓦大殿的台阶上凭高而望，但见台原起伏，沟壑纵横，广袤的田野，徐徐的春风，把我的心情抚弄得清远而宁静。
    在中国佛教史上，菩提达摩是一个以反传统面貌出现的佛学大师，禅宗是一个以反传统倾向出现的佛教派别。
    佛教自东汉永平年间（公元５８年至公元７６年）传入我国以来，历经四百多年的缓慢渗透，至北魏初期仍没有本质的发展。因为印度佛教的小乘禅数学、大乘三昧以及密教真言禅等，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不相适应。另外，印度的居山洞修行和持钵化缘，在华夏大地也难以推行。“原装正版”的印度佛教，始终未能跨过“水土不服”的门槛。
    当时，黄河流域五胡十六国相互攻伐，长江流域四国更迭战火连绵。苦苦挣扎在战争、灾祸、死亡、毁灭中的芸芸众生面对无法改变的社会环境和无法解脱的命运苦难，纷纷躲进大雄宝殿。他们顶礼膜拜，祈祷那尊莲花宝座上金光灿灿的佛祖将自己带到幸福的天国。北魏遗存的石刻佛像，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楼台烟雨，都印证着当年征战杀伐的喧嚣背后人们对神力保护的渴望和希冀。
    然而，传统佛教只是把人们美好愿望的实现许给了每个人的来世。
    对于希望摆脱现实苦难的人们来说，来世实在太遥远了，加之传统的宗教实践方法太繁琐，信众们迫切需要一种方便、快捷的“不二法门”。这种需要，为禅宗扎根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一机遇，竟鬼使神差般与菩提达摩机缘巧合。
    禅宗把自己看作是与佛平等的人，反对偶像崇拜。达摩告诉人们，我们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灵，而人生的幸福只存在于自己的心中，只要转变思想，向自己内心寻求解脱，就可以顿悟成佛。与印度佛教相比，禅宗仅仅保留了“佛”的名号，其内容则是庄子的虚无主义思想、纯任自然的生活态度、蔑视礼法的性格以及儒家的忠孝伦理学说。瓶虽老瓶，酒是新酒，中印文化整合的历史必然，成就了达摩。
    宗教的实质是它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传统的佛教为信众所描述的西方净土，便是这一实质的表现。但在禅宗看来，这是一种外在的、低级的甚至是虚拟的超越。禅宗质问，东方人有了罪过，念佛可求生西方；西方人有了罪过，念佛求生什么地方？主张“一悟即菩提，一迷即凡夫”，不去西天，也可成佛。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其实是一种佛学化的处世态度，而非超验的宗教。
    面壁九年破壁而出的菩提达摩，带着这种融修行于日常生活的新禅法，开始了“随其所止，诲以禅教”的弘法经历。
    唐代道宣在《续高僧传》中，记述了达摩传法及慧可断臂求法，达摩传以衣钵的事迹。
    禅宗自初祖达摩开山以来，经过二祖慧可、三祖僧粲、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的不断完善，到六祖慧能正式创立，终于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过程。
三
    达摩殿内，随着几名香客的膜拜，清新的空气中便有了一种与香烟缭绕烛火摇曳所共生的神圣气氛。
    其实，佛教认为自己并不是宗教，而是“佛陀的教育”。禅宗不崇拜偶像，强调自己解脱，禅师们呵佛骂祖，与宗教形态相去更远。然而，如今的禅宗寺院也都供佛念经，修行福报。善男信女们到寺中也多是烧香拜佛，求财求子，祈求健康平安。正是这些误解佛教本义的做法，使禅宗成为了宗教。
    或者，宗教之所以能够产生并长期存在，源于它是人类调节自身和环境关系的一种手段。
    走出达摩殿，我径直来到达摩塔下。
    眼前的达摩塔是明洪武五年（公元１３７２年）建造的七级浮屠。塔为青砖垒砌，塔身八角形，塔刹宝瓶式，塔高１２米。当地人告诉我，这座塔是菩提达摩的埋骨之处。
    菩提达摩的圆寂，有着更为神奇的传说。相传达摩到中国后，有人为谋害他而五次下毒。达摩将排出的毒药放在石头上，石头立刻就炸裂了。鉴于际遇不到，心法未传，达摩对此便装聋作哑，不闻不问。西魏大统二年（公元５３６年）十月五日，有人第六次对达摩下毒。此时他已将衣钵传给慧可，认为大事已了，便不进行救治，端居而逝，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于熊耳山，起塔定林寺。三年后，宋云奉使从西域返回，在葱岭遇见达摩提着一只鞋翩翩独逝。宋云回魏后将达摩“只履西归”之事上呈皇帝，皇帝命人打开坟墓，棺内仅遗鞋一只。皇帝下诏取这只鞋存少林寺供养。唐开元年间，这只鞋被信道者偷到五台华严寺，如今早已下落不明。
    附近的居民众口一词地告诉我，空相寺的名字，就是因“空棺”而来。
    对于空相寺之名的由来，我还是赞同“专业”的看法。
    “空”与“相”，都是禅宗的心法术语。空即真，指人内心达到的一种境界；相等俗，指人所感知的外在世界。禅宗认为，世间的人不是在外执迷着相，便是在内执迷着空。倘若能够在法相上远离法相，在空见上远离空见，就是内外不执不迷。如果悟得这一法门，一念之间心地开朗，就是打开了佛的知见。（“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坛经·机缘品第七》）因此，修习禅法，必须弄清“真空”与“妙有”的关系，做到“内不著空，外不著相”。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其实，这种“专业”看法，从达摩塔的塔名上也能印证。达摩塔原建于东魏元象元年（公元５３８年），名为圆觉空塔。唐天宝元年（公元７４２年），郭子仪启奏加封，改名为圆觉空观。这种“圆照净觉，了无明空”的观点，是“空相”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四
    要了解空相寺过去的盛况，就不能不去看看它的领属下院安国寺。
    安国寺位于空相寺南１０余公里处的瑞云山下。古寺傍着一个名为原上的村庄，村内树木连枝累叶，村外麦田青翠可人，山门前不远处有清波跳涧的永昌河，四周环抱着迤逦盘旋的丘陵。斜阳下，安国寺古旧的院落静卧在山谷之中，散发着一种清冷之气。
    作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国寺保存得较为完好。完整的寺院布局，完整的主体建筑和精美的砖雕木刻，昭示着它自隋唐以来禅宗名刹的千年辉煌。
    面阔三间的山门为单檐硬山式檐廊建筑，门额为清嘉庆六年（公元１８２０年）红底金字“香云结彩”砖雕，四周饰有牡丹缠枝图案。檐柱及墙壁上满布的梅花、牡丹等吉祥花草及仙鹤、麒麟、梅花鹿等瑞兽图案砖雕，令人驻足流连。
    寺院外不远处，有一座方丈居住的别致小院。小院四面抱合，布局精巧，只可惜半面坍塌，毁坏严重。倒是院中的一株古石榴树，枝干虬曲，铁骨嶙峋，在落日橙黄色的光影里，荡漾着妙不可言的红尘韵味。
    禅宗的创新不仅在其教义方面，还在于它农禅并作的修行方式。在禅宗那里，行、住、坐、卧都是修行的道场，运水搬柴的劳作也包含着佛法的妙义。要想修行，在家里也可以，不一定非要到寺院出家，并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自己养活自己。这种平民化、世俗化的修行生活，使禅宗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结构协调一致，从而获得了较强的生命力。安史之乱后，那些靠政府供养以及靠租税生活的佛教团体无法维持，逐渐消散，独有禅宗靠着自给自足照常生存，并得到较快发展。这让我想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正是达摩的这种革新，挽救了中原佛教的危机。
    作为空相寺下设的“二级机构”，安国寺与空相寺一样有着从辉煌到衰败的历史。这种衰败，有天灾和人祸的原因，也有宗教自身的原因。在诸多佛教典籍中，我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早期的禅师，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如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后期的禅师则多了几分文人习气，尚清谈，做话头，指引人们绕过矛盾，取消困惑。尤其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变化剧烈，作为动态结构的禅宗却没有继续创新，没有随时调整自己，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逐渐失去了与时代的同步性。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转型，禅宗的传统之路也就越来越窄了。
五
    回到空相寺，西边天际的红光已经隐去，袭来的暮色，平添了几许向晚的凉意。山门紧合，小窗幽闭，缥缈中传出的那一声声轻叩门环的韵脚，给人一种静谧而悠远的禅意。
    品味着这种禅意，延慈师傅房中悬挂的“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的书轴映入我的眼帘。
    禅是什么？佛书上说，禅是一种自由潇洒的生活，是一种不落俗套纯任自然的平常心，是一种把握生命与生活真实的修行方法。然而，一个真正得道的禅者决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神仙，他们应该心系天下安危，情牵苍生疾苦。与常人不同的是，他们在清贫中能够尽情享用拥有的一切，在无可奈何中能够活得自由潇洒，在不逃避社会中能够保持人的本性和生的快乐。
    我想，这才是禅所提倡的安静澄明、大彻大悟的境界。
    离开空相寺的时候，深邃的夜空中浮着一钩新月数颗朗星。踩着如水的月光，回望静默于世俗与功利之外的梵宇精舍，我想起了普陀山上的一副楹联：
    心关天下苍生，忧乐为怀，便铁马驰疲，也能成佛；
    目视手中黄卷，兴亡不管，纵木鱼敲破，何得登仙？